“三面红旗”

辅政伊始，鳌拜等人便打着遵守“先帝遗命”的旗号，实行了如下正确的措施：

（一）积极整顿吏治

针对迅速腐败下去的吏治，鳌拜等辅政大臣进行了积极的整顿和改革，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员的办事能力，清除官场恶习。

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辅政仅仅半个月之后，鳌拜等辅政大臣就以康熙皇帝的名义诏谕各官：“朕以冲龄践阼，初理万几，所赖尔大小臣工，同心协力，矢效赞襄。”次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阿思哈就提出对巡按的十项要求，对能够“恪遵上谕，洁己爱民，奖廉去贫，兴利除害……又能大破情面，纠察地方恶宦劣衿者”分别升迁；能“谨慎奉法，察吏安民者仍留原任”；“行事碌碌，无实政及民者”降调外用；而对“徇情贪贿者”要革职治罪。奏上之后，御批：“这所议各款，务须恪遵力行，不得视为虚文，著通行严饬。”

鳌拜还曾经于1665年春命令有关各部门严查督抚在地方的劣政，1666年年初又下令对公然受贿的地方督抚大员“从重治罪”。鳌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仅1667年一年，就将贪酷、不谨、罢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的官员，共563人革职，还裁撤了各省大小衙门官吏3849名。

此外，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为了提高行政效率，1660年春，鳌拜还要求所有官员“进奉本章，关系政务，应切实陈奏……事情正理，明白敷陈，不得用泛泛文词”，还在明朝规定所有本章不得超过一千字的基础上再度减少到所有本章不得超过三百字。与此同时，还规定了完结事务的时限。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措施实际上是在严格践行多尔衮在1647年确定的官吏的“四格六法”的考绩办法。“四格”是从操守、政绩、才能、年龄四个方面对官员作出评价；“六法”是从“不谨、罢（p侏，通“疲”）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个方面处理不称职的官员。

看来，造成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时期出现的满汉官员不尽心任职、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党争不断的原因，并不是什么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

此外，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1660年春，鳌拜还一举革除了大清王朝强大的宦官势力——内官十三衙门，为整个大清王朝避免宦官干政肃清了道路。

（二）努力发展经济

鳌拜辅政时期，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发展经济。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奖励垦荒。奖励垦荒这项措施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历代比较有作为的封建王朝建立初期通用的措施，鳌拜辅政时期也不例外。但是在具体措施上，除了实施一些以前历代王朝都能够实行的诸如开荒归己并减免开荒者的赋税、以垦荒的数量作为对地方官员奖惩的标准、灾荒年间减免赋税、开仓赈济等措施之外，鳌拜辅政时期还有很多创新，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政府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鳌拜还命令发给各地穷苦百姓及投诚官兵耕牛、种子和银两，为他们创造垦种田地的有利条件。这在以前是少有的。例如，根据《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记载，清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乱，导致四川地区人烟稀少、经济残破。在这种情况下，鳌拜提出“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这对恢复发展四川的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是实行“更名田”。鳌拜辅政时期，在经济上的一个最被后代历史学家肯定的一个德政，就是实行“更名田”。这项措施，也是他在担任辅政大臣的过程中，最后的辉煌——因为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仅仅两个月，他就被康熙皇帝拿下了！

1669年春，鳌拜下令“命查故明废藩田房……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并“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这就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部分成果。

（三）减少军事行动

鳌拜虽然是追随皇太极在马背上得天下、号称“万人敌”被赐号为“巴图鲁”的重要军事将领，但是在鳌拜辅政时期，大清王朝在军事方面的政策和行动却是很有节制的。

导致鳌拜减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原人民的强烈抵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困难——鳌拜知道，军事开支实际上是个无底洞。如若一味进攻，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