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的偏激舆论占了上风，错过了外交解决的最佳时机，终至尚未准备就绪的陆海军一败涂地，“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列强趁机掀起瓜分浪潮，“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貰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

客观地说，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只归罪于翁同龢一人，与只归罪于李鸿章一人一样，都是过度之责。但是，翁同龢这类将自己的“名声”、“羽毛”看得重于国家利益的“清流”，的确对李鸿章这类“干活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掣肘。李鸿章曾经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让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甲午战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湾，李鸿章就向中央发出了警报，应将日本作为中国国防的主要假想敌。但翁同龢为了政争的需要，死死捂着钱袋子，导致北洋海军多年未进行军备更新，却又逼着李鸿章与日本决战。甲午战败后，日本方面指定只和李鸿章进行和谈，中央在商议时，翁同龢明知不割地不可，但为了爱惜自己的名声，坚决要求绝不可割地，实际上是想洗清自己。李鸿章也急了，干脆表示自己没这本事，还是请翁师傅亲自去趟日本，这才令翁同龢改口。从个人政治品格上来说，李鸿章远比翁同龢要坦荡磊落许多，更有担待，更有责任感，更勇于任事。从后世我们所能看到的史料来看，李鸿章未必是个“真小人”，而翁同龢却绝对可称是个“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