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方式上有着巨大差别”，然后就会“对中国从1860年到1895年之间的迅猛的进步，实在不能不感到惊叹！

而深深介人大清铁路发展的另外一位英国人肯特在其1907年出版的《中国铁路企业》（中译本改名为《中国铁路发展史》）一书中，大力肯定了恭亲王和李鸿章们的主权主张：

“不幸，这一个计划（雪珥注：指修建上海到苏州的铁路）虽经领事团重要人物的关说，却遭到断然的拒绝。李鸿章明确地通知领事团说，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并且中国人坚决反对在内地雇佣外国人。同时，一旦因筑路而强征中国人民的土地，将会引起极大的反对。他更直率地拒绝居间将任何此类建议奏报朝廷。他甚至表示，他有责任反对外国人追求铁路建设的特许权，这种特许权将使列强在中国取得过分的权利。”

骑驴看唱本，朦胧但坚定的主权意识，成为恭亲王的京韵与李鸿章的徽调中的主旋律。

近二十年过去了，尽管威妥玛在很多个清晨站在高高的城墙上，盼着铁路修到他脚下，但直到1882年他卸任离京，他依然必须骑在马背上––这次终于不是驴了––颠簸着走向几乎完全西化的天津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