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ash;是个犹太人。按照基督教先知的规矩，他神气活现地补充道，如果我母亲不是犹太人，那么我就不能算是一个犹太人！苏兹贝格盯着他说道：“阿瑟，如果你不是一个犹太人，你怎么知道那些规矩呢？”克罗克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作为华盛顿办事处的负责人隐瞒了自己的犹太血统，而且根本不想要犹太人记者在他的办事处做事。在他多次挡回了纽约记者沃伦莫斯科（Warren Moscow）想要进入他所在办事处的尝试后，费利克斯贝莱尔，一位克罗克在该办事处的宠儿对他说道：“这里有些人认为你是反犹太主义者呢！”“喔，就算我是吧。”克罗克说。因此，事实上《纽约时报》在决定谁能为它工作，以及委派他们去哪里工作上都把握着一条双重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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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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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式企业，世界性眼光

阿瑟和伊菲吉妮苏兹贝格缓慢而又稳固地提高着这份报纸的质量和记者的素质。不久，国外评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纽约时报》即便不像《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那样光彩夺目，也是美国各报中内容涉及面最为广泛和全面的报纸。出乎任何人所料，这份报纸已成了这个家族的坚定信念；报纸提高了家族的地位，反之这个家族又增加了这份报纸的威望。苏兹贝格也许比他的岳父更加相信在以退为进的过程中，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前进了。这个家族的本意并不是为了赚钱，他们尽可能多地赚钱是为了把这份报纸办得更好。虽然他们已经变得既有财富又有权势，并且能够凭着他们那种优秀的天赋去左右那些制定政策的政客，但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财富。更确切地说，那一切都是为了把《纽约时报》办得更加宏大，更加令人敬重和更加具有权威性。他们渴望的是那些第一流的德国犹太人家族的高尚、体面和职业上的认可，这是比钱财更加宝贵得多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赚钱，然而钱却能激化那种愤懑和反犹太主义。《纽约时报》愿意充当犹太人善良公民中的代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无论如何深信，在他的生活中他已经把握住了最为重要的东西，他对反犹情绪的敏感性丝毫没有一点降低。首先，他并不想要这份报纸在调子上过于犹太味，而且并不想要过多的犹太人高级职员。他像那个时代许多资历较深的犹太首领一样不想让犹太人处在容易引起注意和造成事端的地方。1939年他和一些犹太巨头力谏富兰克林罗斯福不要任命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进入联邦最高法院，因为担心这会导致反犹太主义情绪的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国际性的反犹太运动的升级，他和他的家族忍受了那极度可怕的、梦魇般的岁月。对他来说那些恐惧是非常现实的，因为那些事情已经威胁到了《纽约时报》。毋庸置疑，当1970年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利用自己的宣传工具别有用心地开始非难他们时，那些恶毒的攻击已经严重地损害了《纽约时报》的中枢机构及另外一些主要的传播中心，在那些地方，阿格纽的攻击是以那些浅薄礼教习俗的反犹太主义作为他的论点的。当随着反犹太主义信件的剧增，阿格纽的攻击更加厉害时，空气变得十分紧张。所有那些希望有一定地位，并成为高尚体面的人们的愿望全部变为了这个家族传统的一部分，变成了一种职责和信念。有些东西比家族本身更为重要，那就是唤起这个家族高尚的精神和气概，以及确定这个家族、这份报纸和他们传统的特色。这是一个家族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传统意识和责任感代代相传，让家族的年轻成员能够更早地、时常地意识到这点。他们确定自己的利润水平，这种利润水平一直坚持到60年代，而且常常低到了近乎危险的地步，除了在他们相互之间和对国内税务局公职人员以外，他们不会把他们的账簿拿给任何人看。从当时的金融标准来看，他们是守旧而又傲慢的，然而他们却把这份报纸办得很好。另外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们已形成了某些有其自身原动力的东西，那些到《纽约时报》来工作的编辑和记者们受到这些传统的熏陶而又加强了这些传统，他们和这个家族的成员一样成了这份报纸的忠实职员。